精研台灣史 薛化元忠實呈現
「通才」的薛化元，強調「歷史就是要忠於事實」，而對於台灣史教學工作的向下延伸，他則努力地把他認識的台灣史編進教科書中。
戴著一副厚重的近視眼鏡，露出猶如大男孩般的爽朗笑容，這是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薛化元始終留給外界最直接的印象，一向不愛露面的他，這次為了澄清高中歷史課本編審的疑慮，薛化元更義不容辭地接受專訪，誠如歷史學者時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歷史就是要忠於事實」，所以他刻意地強調，高中歷史沒有疑義，只是忠於事實而已。
參與學運 台大頭痛人物
和薛化元相約採訪的時間已是晚間十點，在學校開了一整天的會，他看起來還是很有精神，交談時思緒依然清晰，和他聊起天來的氣氛卻是相當輕鬆，完全沒有教授的高慢姿態。想要來採訪薛化元不外乎兩個因素，一個是針對近日來新聞議題相當火紅的歷史議題做個了解，另一個原因，則是對他這個每天忙到昏天暗地的人感到好奇。
「聽說您是搞學運出身的？」聽到這個問題，薛化元反射反應說，「我求你好不好，我搞學運是很早的事了。」在那個國民黨執政下的威權當道，學生一有任何小動作出現，都有可能被校園封殺。「我本來不打算教歷史的」，薛化元緊接著說，「我當時就在考慮要教政治或經濟。」
這答案令人感到滿腹疑問，怎麼從台大歷史系研究所畢業的人不教歷史？想要改行去教政治或經濟呢？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還是要回到薛化元學生時代。在就讀政治大學歷史系開始，薛化元就已經是個校方眼中的叛逆小子，在進入台大唸研究所後參與校內社團，三不五時就出版個專刊批評學校、批評體制，雖然沒有因此被記過，但禁刊總是有的，而且早就被學校偷偷記上一筆。
這個頭痛人物在進入台灣大學唸研究所時，也加入台大的學生運動，就讀碩士班時，他向前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遊說了四個小時，才同意擔任他的指導老師。這下子好了，師生都從事政治運動，聽李永熾說過，「台大校方曾杯葛我的學生」，薛化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國家使命 投資買傳產股
雖然在考博士班之前因為壓力過大胃出血，送進急診室，但薛化元還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台大博士班，可是因為薛化元的「紀錄不良」，因此博士班畢業前後求職頻頻遭遇困難，不僅無法回到台大教書，就連到其他國立大學任教、進入中研院都遭拒，灰心至極，曾一度放棄最愛的歷史，薛化元才會說如果不能教歷史，那就改教自己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精心研究的政治或經濟吧。
唸歷史系的人能對經濟有多了解？李永熾透露，「他對經濟很熟，大學時代就開始玩股票，而且他只買傳統製造業股，而不買電子股，可是聽他講股票我是都聽不懂，所以後來他才不對我們說這些。」經由薛化元解釋，才稍解了眾人的疑惑，原來，他懂經濟、懂股票，完全是在大學時期自修而來的，加上在台大唸書時，修讀台灣經濟史，一九八三年時還發表了一篇有關「開港貿易與清末台灣經濟社會變遷的探討」的報告。
問他為什麼不買電子股，只買傳統製造業股？薛化元的答案充滿了對國家的使命感，因為他說，「傳統製造業才是對國家經濟成長有幫助的產業。」這樣的答案有點讓人感到無厘頭，買股票的人通常不就是想賺錢這麼簡單嗎？套句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對薛化元的評價，「他這個人個性很直爽、富有正義感」，如果以他的個性來解讀他的行為，應該是可以讓人理解的。
跨越挑戰 學者稱他通才
有一天，三立大話新聞節目討論的議題就是與高中歷史課綱的內容有關，節目特別來賓林建隆手裡拿起由薛化元編輯的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說，「我兒子現在就是在唸這本歷史。」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的內容就是講述台灣史，但依據早期在國民黨執政下的教育模式，歷史應以研讀中國歷史為主，而且主攻思想史的薛化元應該以研究中國思想史為專門才對，搞到後來還為台灣史寫教科書，這其中一定事必有因。
雖然曾短時間研究過台灣經濟史，薛化元坦承，要研究台灣史有一定的困難，包括可能要研讀日文書籍，這語言的障礙就是一個要花時間、花心思去跨越的挑戰，所以他開玩笑地說，「碩士班時我才沒去研究」，所以當他博士班畢業後，他的升等論文以「自由中國」為主題。
要說薛化元開始接觸台灣史的第一次，要回顧到大三時，因為課程需要，所以寫了一篇以「吳鳳」為題的論文，在台大碩士班時，第一年修的經濟史，就是台灣晚清經濟史為主；博士班時，又花了兩年，在一九九○年完成編修台灣歷史年表，立下他日後論文著作的基礎，然後再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翁佳音出版台灣通史類專書，之後更陸陸續續出版關於台灣史的書籍，所以戴寶村說他才是個「通才」。
寫教科書 延續台灣精神
畢竟在那個年代，研究中國史、教授中國史比較好生活，從中國史轉而到今日成為台灣史的專門，薛化元認為那是很自然地，隨著緣分和興趣而成的；在那個年代，薛化元算是相當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教授，是不是因為家庭背景的影響？薛化元直說，「我不知道，縱使有，我父母也不會讓我發現，因為那個年代。」剛剛好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聚在一起話越講越多，對於台灣史的研究也越做越多。不同時代會遇到不同的人，薛化元認為，立場絕對是有價值選擇的，但立場能夠堅定，更不是因為情感的問題，而是有理論做基礎。
現在，薛化元對於台灣史的教學工作向下延伸，他努力把他認識的台灣史編進教科書中，他認為，本著寫教科書是社會服務業的精神，加上出版社的邀請，薛化元寫過南一和三民兩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從以往單一版本教科書到一綱多本的教育時代來臨前，在立院有開過一個公聽會，薛化元回憶當時，他答覆說，「在日本，人家是討論國家應不應該審查教科書，在台灣，是怕沒機會給國家審查」。
根據他從過去鑽研以憲法為中心的教育學理論看來，薛化元強調，「我看不出國家只有一本教科書的任何正當性」，所以，一綱多本是好的教育方向改革。當然，在教育體制解嚴前，許多台灣史的學者都曾做過一些衝撞體制的動作，薛化元以他的著作《教師地位與權利義務關係》為例，內容中不乏對於台灣教育體制的批評，令人懷疑的是，「寫書有用嗎？」薛化元說，「滿有趣的是，這本書是我賣得最多的非教科書，到目前已經有Ｎ個版本了。」
疾聲反駁 歷史教育雜音
自從教育部把九五暫綱訂下後，許多人就對歷史議題相當感興趣。薛化元認為，歷史要回歸專業，不要只看到政治目的，歷史教育有個基本原則，薛化元說那叫「略古詳今」，歷史要教的是事實，有沒有舊金山和約？有，那就要寫，不能因為不喜歡就不要寫。「歷史當然是個政治議題，我的感覺是，在學術範疇裡的就不是政治議題，他是個本來就應該面對的歷史教育。」
薛化元一再強調，「事實是歷史的基礎，是、不是，但不能把有變成沒有，沒有變成有。歷史角度應由學術專業來論戰」，對他而言，歷史是要以事實為基礎，這點是不能打折扣的，面對事實要服從與低頭，不能扭轉。而薛化元認為，當下政權對歷史的詮釋一定會有些手段和政治目的的必然性，這樣的情形將會逐漸成為過去，至於國家權力的介入與不介入，就像國家可以提供資金、資源、講義，朝向某個方向發展是正常的，但民主國家不可能由官方來介入、撰寫內容。
薛化元反駁社會各界關於歷史教育的雜音包括「去中國化」、「竄改歷史」等，他認為，既然要爭辯教科書的改革正確與否，應該回到教育課程理論，堂堂正正地作論戰，他更強調，「我不認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絕對相信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總覺得薛化元身上背負著沉重的壓力，他說，「這是對的，可是不對」，而他身上的包袱不是為了家庭經濟，或許是因為任教於台灣史研究所所長一職，更像是承受著對社會的使命感，原本身體就不好的薛化元，這幾年搞得他雙眼本來近視一千兩百度，現在年紀大了，有點老花，看近的也不是，連遠的也看不見，今年，他說，「我從沒過過這麼忙的寒假，到現在還沒休過假。」問他為什麼？他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就一堆事，反正都跟台灣史有關係。」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67475
參與學運 台大頭痛人物
和薛化元相約採訪的時間已是晚間十點，在學校開了一整天的會，他看起來還是很有精神，交談時思緒依然清晰，和他聊起天來的氣氛卻是相當輕鬆，完全沒有教授的高慢姿態。想要來採訪薛化元不外乎兩個因素，一個是針對近日來新聞議題相當火紅的歷史議題做個了解，另一個原因，則是對他這個每天忙到昏天暗地的人感到好奇。
「聽說您是搞學運出身的？」聽到這個問題，薛化元反射反應說，「我求你好不好，我搞學運是很早的事了。」在那個國民黨執政下的威權當道，學生一有任何小動作出現，都有可能被校園封殺。「我本來不打算教歷史的」，薛化元緊接著說，「我當時就在考慮要教政治或經濟。」
這答案令人感到滿腹疑問，怎麼從台大歷史系研究所畢業的人不教歷史？想要改行去教政治或經濟呢？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還是要回到薛化元學生時代。在就讀政治大學歷史系開始，薛化元就已經是個校方眼中的叛逆小子，在進入台大唸研究所後參與校內社團，三不五時就出版個專刊批評學校、批評體制，雖然沒有因此被記過，但禁刊總是有的，而且早就被學校偷偷記上一筆。
這個頭痛人物在進入台灣大學唸研究所時，也加入台大的學生運動，就讀碩士班時，他向前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遊說了四個小時，才同意擔任他的指導老師。這下子好了，師生都從事政治運動，聽李永熾說過，「台大校方曾杯葛我的學生」，薛化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國家使命 投資買傳產股
雖然在考博士班之前因為壓力過大胃出血，送進急診室，但薛化元還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台大博士班，可是因為薛化元的「紀錄不良」，因此博士班畢業前後求職頻頻遭遇困難，不僅無法回到台大教書，就連到其他國立大學任教、進入中研院都遭拒，灰心至極，曾一度放棄最愛的歷史，薛化元才會說如果不能教歷史，那就改教自己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精心研究的政治或經濟吧。
唸歷史系的人能對經濟有多了解？李永熾透露，「他對經濟很熟，大學時代就開始玩股票，而且他只買傳統製造業股，而不買電子股，可是聽他講股票我是都聽不懂，所以後來他才不對我們說這些。」經由薛化元解釋，才稍解了眾人的疑惑，原來，他懂經濟、懂股票，完全是在大學時期自修而來的，加上在台大唸書時，修讀台灣經濟史，一九八三年時還發表了一篇有關「開港貿易與清末台灣經濟社會變遷的探討」的報告。
問他為什麼不買電子股，只買傳統製造業股？薛化元的答案充滿了對國家的使命感，因為他說，「傳統製造業才是對國家經濟成長有幫助的產業。」這樣的答案有點讓人感到無厘頭，買股票的人通常不就是想賺錢這麼簡單嗎？套句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對薛化元的評價，「他這個人個性很直爽、富有正義感」，如果以他的個性來解讀他的行為，應該是可以讓人理解的。
跨越挑戰 學者稱他通才
有一天，三立大話新聞節目討論的議題就是與高中歷史課綱的內容有關，節目特別來賓林建隆手裡拿起由薛化元編輯的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說，「我兒子現在就是在唸這本歷史。」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的內容就是講述台灣史，但依據早期在國民黨執政下的教育模式，歷史應以研讀中國歷史為主，而且主攻思想史的薛化元應該以研究中國思想史為專門才對，搞到後來還為台灣史寫教科書，這其中一定事必有因。
雖然曾短時間研究過台灣經濟史，薛化元坦承，要研究台灣史有一定的困難，包括可能要研讀日文書籍，這語言的障礙就是一個要花時間、花心思去跨越的挑戰，所以他開玩笑地說，「碩士班時我才沒去研究」，所以當他博士班畢業後，他的升等論文以「自由中國」為主題。
要說薛化元開始接觸台灣史的第一次，要回顧到大三時，因為課程需要，所以寫了一篇以「吳鳳」為題的論文，在台大碩士班時，第一年修的經濟史，就是台灣晚清經濟史為主；博士班時，又花了兩年，在一九九○年完成編修台灣歷史年表，立下他日後論文著作的基礎，然後再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翁佳音出版台灣通史類專書，之後更陸陸續續出版關於台灣史的書籍，所以戴寶村說他才是個「通才」。
寫教科書 延續台灣精神
畢竟在那個年代，研究中國史、教授中國史比較好生活，從中國史轉而到今日成為台灣史的專門，薛化元認為那是很自然地，隨著緣分和興趣而成的；在那個年代，薛化元算是相當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教授，是不是因為家庭背景的影響？薛化元直說，「我不知道，縱使有，我父母也不會讓我發現，因為那個年代。」剛剛好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聚在一起話越講越多，對於台灣史的研究也越做越多。不同時代會遇到不同的人，薛化元認為，立場絕對是有價值選擇的，但立場能夠堅定，更不是因為情感的問題，而是有理論做基礎。
現在，薛化元對於台灣史的教學工作向下延伸，他努力把他認識的台灣史編進教科書中，他認為，本著寫教科書是社會服務業的精神，加上出版社的邀請，薛化元寫過南一和三民兩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從以往單一版本教科書到一綱多本的教育時代來臨前，在立院有開過一個公聽會，薛化元回憶當時，他答覆說，「在日本，人家是討論國家應不應該審查教科書，在台灣，是怕沒機會給國家審查」。
根據他從過去鑽研以憲法為中心的教育學理論看來，薛化元強調，「我看不出國家只有一本教科書的任何正當性」，所以，一綱多本是好的教育方向改革。當然，在教育體制解嚴前，許多台灣史的學者都曾做過一些衝撞體制的動作，薛化元以他的著作《教師地位與權利義務關係》為例，內容中不乏對於台灣教育體制的批評，令人懷疑的是，「寫書有用嗎？」薛化元說，「滿有趣的是，這本書是我賣得最多的非教科書，到目前已經有Ｎ個版本了。」
疾聲反駁 歷史教育雜音
自從教育部把九五暫綱訂下後，許多人就對歷史議題相當感興趣。薛化元認為，歷史要回歸專業，不要只看到政治目的，歷史教育有個基本原則，薛化元說那叫「略古詳今」，歷史要教的是事實，有沒有舊金山和約？有，那就要寫，不能因為不喜歡就不要寫。「歷史當然是個政治議題，我的感覺是，在學術範疇裡的就不是政治議題，他是個本來就應該面對的歷史教育。」
薛化元一再強調，「事實是歷史的基礎，是、不是，但不能把有變成沒有，沒有變成有。歷史角度應由學術專業來論戰」，對他而言，歷史是要以事實為基礎，這點是不能打折扣的，面對事實要服從與低頭，不能扭轉。而薛化元認為，當下政權對歷史的詮釋一定會有些手段和政治目的的必然性，這樣的情形將會逐漸成為過去，至於國家權力的介入與不介入，就像國家可以提供資金、資源、講義，朝向某個方向發展是正常的，但民主國家不可能由官方來介入、撰寫內容。
薛化元反駁社會各界關於歷史教育的雜音包括「去中國化」、「竄改歷史」等，他認為，既然要爭辯教科書的改革正確與否，應該回到教育課程理論，堂堂正正地作論戰，他更強調，「我不認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絕對相信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總覺得薛化元身上背負著沉重的壓力，他說，「這是對的，可是不對」，而他身上的包袱不是為了家庭經濟，或許是因為任教於台灣史研究所所長一職，更像是承受著對社會的使命感，原本身體就不好的薛化元，這幾年搞得他雙眼本來近視一千兩百度，現在年紀大了，有點老花，看近的也不是，連遠的也看不見，今年，他說，「我從沒過過這麼忙的寒假，到現在還沒休過假。」問他為什麼？他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就一堆事，反正都跟台灣史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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