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沒教的臺灣史（一） 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的民族自救Losin Watan與Watan Tanga的故事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4年一月，教育部公布「違調」版高中歷史課綱，檢核小組及教育部踐踏史學專業、罔顧程序正義的不當作為，令臺灣的歷史教育大開倒車。一年多來，在教育部毫無反省、有錯不改的無限廻旋跳針回應中，關心歷史教育的學者、師生仍持續發聲，在反挫中不斷行動，也從各個角度深化對歷史教育的多元思考。其中原住民站出來抗議新舊課綱皆將原住民邊緣化，高喊「我要原民課綱，做自己的主人」，尤其振聾發聵，引人深省。
臺灣戰後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大中國史觀為核心，臺灣史被放在中國史脈絡僅得片斷陳述，明顯的例子之一便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長期被掩蓋。自1990年代臺灣加快民主化發展，歷史教育也逐漸掙脫威權體制控制，臺灣史開始以專冊呈現，但原住民歷史只佔極少篇幅，以漢人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仍然不變。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指出，「現有教科書低度呈現原住民族的歷史，只擷取『可供使用的』的片段，舉例來說，教科書納入霧社事件，卻排除大港口事件，僅因前者抗日、後者反清，而就算紀錄了原住民歷史，也只用漢人觀點詮釋」。長期下來，不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認識極淺，甚至許多原住民青年也不清楚自己族群的歷史，教育反而摧毀了原住民的民族記憶。
「認識自己」是每個族群應有的權利，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從未真正尊重、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只以漢人為主體的史觀，如何能真正瞭解所有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多元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如何能從臺灣各族群以生命對抗各種強權壓迫的歷史中、體會所有人類應享有平等的生存尊嚴？又如何能從過去的族群衝突中，學會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共同為現在與未來世代的福祉努力？
臺灣主流社會對上列課題的反省還遠遠不夠。這篇小文章，將訴說一段被主流社會遺忘的原住民歷史；但願喚起更多人正視臺灣是一多元族群組成的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主體性應該給予同等的尊重。
故事就從一位泰雅族少年說起……
「敵國」變「祖國」
Watan Tanga（後文皆以Watan稱之），漢名林昭明，1930年出生於桃園角板山泰雅族部落的頭目家族。幼時進入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小學校就讀，逐漸感受到族群間的不平等，發現不論在學校或社會，原住民孩子即使成績優異，地位仍然比不上日本人、漢人學生；被排斥、歧視的處境，讓原住民學童背負沈重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在日本人推動「皇民化」政策下，有些國語之家的原住民小孩排斥自己族人，否認自己出身的行為，也讓Watan非常反感。這些遭遇讓他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保存原住民文化、原住民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的戰敗，連帶結束其對臺灣五十年的統治，臺灣島民的命運也再次面臨重大轉變。
對原住民來說，中華民國政權是另一個陌生的異族政權。這個過去未曾深入接觸的新政權，其性格、作風及民族政策是什麼？原住民毫無認識也無法掌握；迥異於舊時代的語言文字、生活文化、道德法律，令原住民感到挫折、失落；進行接收的官兵之粗暴、貪婪，也令原本期待改善民族地位處境的原住民菁英，對未來感到忐忑不安。Watan回憶，初見中華民國軍隊的第一印象像是好像「地方惡覇的傭兵」；派來接收的官員，將公家機關物品據為私用，醫療所的藥品被賣到平地，致使山區部落族人缺乏醫藥救治，整個角板山社有如遭到洗劫一般。作為少數民族，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期待、恐慌、不滿等各種矛盾情緒瀰漫於部落，原住民就這樣無從選擇的從「日本人」變成了「中國人」。
政權更替之際，正值15、16歲的Watan，整個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快速「中國化」，推行的「國語」政策來得又猛又急。1946年，臺灣的學校教學開始使用新「國語」——北京話。同年，中文報紙及雜誌上的日文版也被禁止。受日語教育長大、習慣用日語吸收知識與訊息的臺灣年輕一代，宛如一夕之間變成「文盲」。 Watan回憶當時：
臺灣光復，日語從本國話降成敵國語，另外一種陌生的語言——北京語，則遞補日語留下的空位。當時我正在新竹唸初中三年級，新的國語除了漢字外，我什麼都不懂。漢人同學剛開始也面臨同樣的困難，但是河洛話、客家話和北京話之間雖然發音不盡相同，語言的性質和結構卻差不多。「祖國」的語言除了能增加（漢人小孩）學習的情感外，漢人老師必需時也會插入河洛話解釋課程，因此比較起來，像我這樣的原住民小孩，必須付出比漢人小孩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來適應環境的變遷。在那樣情況下，我心裏就想：「如果老師用我知道的語言講課，我就不必那麼辛苦！」學習情緒非常低落，甚至想要放棄學業……（——Watan自撰回憶）
二戰結束後，日本統治者離開臺灣，原本的「敵國」卻瞬間變身成「祖國」；原住民在政治、語言、文化上感受到的斷裂與挫折，相較於福佬、客家等漢人族群更加強烈百倍！
「光復」不久，因為新政府治理不當，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在混亂危險的時局中，Watan的伯父Losin Watan（漢名林瑞昌，後文皆以Losin稱之），為了保住少數族群的命脈，極力穩定部落，力勸族人不要輕舉妄動、涉入爭鬥，北部泰雅族因之未受波及。Losin是日本統治時期少數接受正規現代醫學教育的原住民菁英之一，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穩住泰雅族的表現，事後獲得縣政府的表揚。
Watan Tanga（後文皆以Watan稱之），漢名林昭明，1930年出生於桃園角板山泰雅族部落的頭目家族。幼時進入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小學校就讀，逐漸感受到族群間的不平等，發現不論在學校或社會，原住民孩子即使成績優異，地位仍然比不上日本人、漢人學生；被排斥、歧視的處境，讓原住民學童背負沈重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在日本人推動「皇民化」政策下，有些國語之家的原住民小孩排斥自己族人，否認自己出身的行為，也讓Watan非常反感。這些遭遇讓他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保存原住民文化、原住民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的戰敗，連帶結束其對臺灣五十年的統治，臺灣島民的命運也再次面臨重大轉變。
對原住民來說，中華民國政權是另一個陌生的異族政權。這個過去未曾深入接觸的新政權，其性格、作風及民族政策是什麼？原住民毫無認識也無法掌握；迥異於舊時代的語言文字、生活文化、道德法律，令原住民感到挫折、失落；進行接收的官兵之粗暴、貪婪，也令原本期待改善民族地位處境的原住民菁英，對未來感到忐忑不安。Watan回憶，初見中華民國軍隊的第一印象像是好像「地方惡覇的傭兵」；派來接收的官員，將公家機關物品據為私用，醫療所的藥品被賣到平地，致使山區部落族人缺乏醫藥救治，整個角板山社有如遭到洗劫一般。作為少數民族，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期待、恐慌、不滿等各種矛盾情緒瀰漫於部落，原住民就這樣無從選擇的從「日本人」變成了「中國人」。
政權更替之際，正值15、16歲的Watan，整個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快速「中國化」，推行的「國語」政策來得又猛又急。1946年，臺灣的學校教學開始使用新「國語」——北京話。同年，中文報紙及雜誌上的日文版也被禁止。受日語教育長大、習慣用日語吸收知識與訊息的臺灣年輕一代，宛如一夕之間變成「文盲」。 Watan回憶當時：
臺灣光復，日語從本國話降成敵國語，另外一種陌生的語言——北京語，則遞補日語留下的空位。當時我正在新竹唸初中三年級，新的國語除了漢字外，我什麼都不懂。漢人同學剛開始也面臨同樣的困難，但是河洛話、客家話和北京話之間雖然發音不盡相同，語言的性質和結構卻差不多。「祖國」的語言除了能增加（漢人小孩）學習的情感外，漢人老師必需時也會插入河洛話解釋課程，因此比較起來，像我這樣的原住民小孩，必須付出比漢人小孩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來適應環境的變遷。在那樣情況下，我心裏就想：「如果老師用我知道的語言講課，我就不必那麼辛苦！」學習情緒非常低落，甚至想要放棄學業……（——Watan自撰回憶）
二戰結束後，日本統治者離開臺灣，原本的「敵國」卻瞬間變身成「祖國」；原住民在政治、語言、文化上感受到的斷裂與挫折，相較於福佬、客家等漢人族群更加強烈百倍！
「光復」不久，因為新政府治理不當，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在混亂危險的時局中，Watan的伯父Losin Watan（漢名林瑞昌，後文皆以Losin稱之），為了保住少數族群的命脈，極力穩定部落，力勸族人不要輕舉妄動、涉入爭鬥，北部泰雅族因之未受波及。Losin是日本統治時期少數接受正規現代醫學教育的原住民菁英之一，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穩住泰雅族的表現，事後獲得縣政府的表揚。
圖一 1921年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紀念照，右坐者為Losin Watan。（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原住民族自救
其實，Losin念茲在茲的是維護原住民族的生存發展，而不是對新政權表示效忠。
日本戰敗，舊政權的壓迫已去，新來的中華民國政權宣說自己奉行三民主義，其中提到的「民族平等」信條，引燃Losin的希望，積極向新政權爭取族人應有的生存權與土地權。1947年6月8日，Losin等人以漢名具名向省府遞交〈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希望回復日治時期被政府強迫遷徙、喪失的土地，陳情書中以「臺灣族」作為原住民各族群的總稱，並明確表述「臺灣族」是「臺灣的原住民族」。陳情書上寫著：
…臺灣光復，依據三民主義蒙受民族平等的德政，真是不勝感激深謝之事，…脫離日本統治之桎梏，還歸自由平等之身；臺灣光復，因為日本而被驅逐於深山的我們，也應該回歸祖先墳墓之地，祭祀、告慰祖先之靈，這是必然之理。由於光復，我們也蒙受光復故鄉之喜，這乃是明確之理。否則，光復於祖國之喜何在？（原文為日文，依范燕秋2008譯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份陳情書，體現了戰後政權交替初期，原住民菁英對於自身族群地位與主體性的清楚定位。原住民菁英渴望三民主義宣說的「民族平等」能真正落實於新政府的施政，並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定義所謂「光復」：原住民應取回祖先失地、重回祖靈故鄉，否則「光復」之喜何在？這份陳情書是戰後原住民提出「還我土地」的先聲，在原住民政治運動，以及臺灣族群互動歷史中皆具有重要意義；而Losin 面對時代變動，展現卓越的識見，為族群發展汲汲奔走，更令後人感佩動容。
其實，Losin念茲在茲的是維護原住民族的生存發展，而不是對新政權表示效忠。
日本戰敗，舊政權的壓迫已去，新來的中華民國政權宣說自己奉行三民主義，其中提到的「民族平等」信條，引燃Losin的希望，積極向新政權爭取族人應有的生存權與土地權。1947年6月8日，Losin等人以漢名具名向省府遞交〈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希望回復日治時期被政府強迫遷徙、喪失的土地，陳情書中以「臺灣族」作為原住民各族群的總稱，並明確表述「臺灣族」是「臺灣的原住民族」。陳情書上寫著：
…臺灣光復，依據三民主義蒙受民族平等的德政，真是不勝感激深謝之事，…脫離日本統治之桎梏，還歸自由平等之身；臺灣光復，因為日本而被驅逐於深山的我們，也應該回歸祖先墳墓之地，祭祀、告慰祖先之靈，這是必然之理。由於光復，我們也蒙受光復故鄉之喜，這乃是明確之理。否則，光復於祖國之喜何在？（原文為日文，依范燕秋2008譯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份陳情書，體現了戰後政權交替初期，原住民菁英對於自身族群地位與主體性的清楚定位。原住民菁英渴望三民主義宣說的「民族平等」能真正落實於新政府的施政，並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定義所謂「光復」：原住民應取回祖先失地、重回祖靈故鄉，否則「光復」之喜何在？這份陳情書是戰後原住民提出「還我土地」的先聲，在原住民政治運動，以及臺灣族群互動歷史中皆具有重要意義；而Losin 面對時代變動，展現卓越的識見，為族群發展汲汲奔走，更令後人感佩動容。
圖二 二二八事變表彰獎狀：1947年Losin被表彰穩定山地社會秩序有功。
（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Losin除了上遞陳情書，更以行動親自帶領族人回到故鄉辨認祖居地，並劃妥分配族人應有的土地區域。據參與行動的族老回憶：「那個時侯，大家真的像回到了大豹社，大約有三個月，每個人的心情都很興奮！」然而，結局終究還是以失望收場，「民族平等」只是國民黨的政治宣傳口號，陳情並未獲得新政府的直接回應。此後，Losin棄醫從政，以參與議會政治的方式，提出諸多維護原住民權益的訴求，包括增加原住民民意代表名額、培養原住民人才、輔導原住民農林生產、提高山地生活水準等。
圖三 1947年6月8日Losin兄弟向政府遞交「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是以日文撰寫。（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1948年，當Losin受聘為省府諮議時，Watan也通過考試進入建國中學高中部就讀，來到臺北與伯父同住。伯父為了族群前途，放棄原本優渥的醫師生活勉力從政；18歲的Watan，同樣深深關心族群未來的命運。
Watan有感於原住民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保存不易，在高一時就嘗試用日文、羅馬字母來編排泰雅的發音字母，希望將母語保存下來。1948、49年之際，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權爭奪戰愈演愈烈，中國大陸局勢詭譎不明，連帶影響臺灣人心惶惶；而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世界局勢動盪不已。在此政治、經濟、人心皆劇烈變動的時代，Watan極欲探究戰禍紛擾的原因，充滿求知欲的他，饑渴的閱讀各種哲學、政治、經濟類書籍，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黑格爾、康德等人的哲學。Watan極盡所能的廣泛閱讀，他期勉自己作為泰雅族的青年知識份子，應當充實知識、協助族人應付危局。
當時原住民知識青年並不多，Watan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原住民學生經常利用假日見面，彼此鼓勵打氣、出遊同樂，也會自然而然討論起原住民族的現狀與未來。他們體認到原住民族要擺脫被宰制的命運、恢復被剝奪的權益，並非單憑與當局合作或退讓，就能圓滿解決，原住民本身必須覺醒，主動參與族群命運的塑造，而原住民知識份子應該積極扮演啟蒙主導的工作；再者，個人力量有限，如果能將有志之士組織起來，不僅能集結眾人智慧，也能以集體力量與政府交涉。在此動機下，一群原住民知識青年組成「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希望以知識為後盾、以文筆為工具，向政府提出建設性的原住民政策方針，並在危難時能保衛族人。
可是，不論是透過議會、努力向當局爭取原住民權益的Losin，或如Watan一般關心原住民族未來發展的知識青年，不久之後，皆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被指為「叛亂」。
圖四 1952年，省參議員考察日月潭發電管理處，前排坐左三為Losin。（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泰雅族的Losin、高澤照，以及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湯守仁、方義仲、汪沽山等，在1952年以叛亂罪名被逮捕下獄，Losin等六人被判死刑，1954年遭政府槍決。由於Losin與高一生等人原是各族中的名望者、領導者，國民黨怕族人起來反抗，還捏造貪污罪名，污名化這些一生為原住民族生存權益奮鬥的先覺，造成族人對他們不諒解，遺族長期被監視、孤立，族群內部分裂的陰影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由於族人對當局的畏懼，Losin的骨灰放在家中將近40年，一直到1993年，才正式安葬於家族墓地。國民黨高壓統治帶給人民的傷害可見一般。
圖五 執行死刑公告：1954年4月Losin等人被誣陷罪名、執行槍決之公告。
（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在Losin被捕的同時，Watan也因高中時期曾組織「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而被控「叛亂」，偵訊期間遭到灌水、電擊、毒打等種種刑求逼迫認罪。最後Watan被判刑15 年、褫奪公權10年，出獄後工作、居住、出國都受限制。另一位因同案牽連被判刑12年的王宗霖回憶：「全臺當時高中畢業以上的原住民有50人，被抓去了41人，…國民黨對聰明勇敢的原住民的迫害可見一般」。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受現代教育的原住民菁英嚴重折損，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發展必然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以Losin等人被殺為分水嶺，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尋求族群自立發展的努力，就此歸於沉寂，一直要等到1980年代，原住民爭取族群權益的社會運動才再度興起。
Losin與Watan被控「叛亂」，主因之一是當時在臺灣活動的共產黨員曾與他們接觸。代表官方說法的判決書，指控Losin等人在共黨指揮下組成「高砂族自治會」（官方資料又稱「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共軍攻臺之內應；但比對共產黨員陳顯富的證詞，以及Losin等人前後作為，這顯然只是臺共單方面的構想與計畫，這個組織在現實中根本不曾存在；而Watan等青年組成的「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只是站在原住民族立場思考如何保存族群文化、維護族群生存的學生團體，卻在共產黨的片面認知與國民黨屈打成招下，被指為依附共黨的外圍學運團體。
事實上，這些被捕的原住民菁英沒有一人加入共產黨，甚至Losin曾向保密局主動報告有共產黨人前來接觸，保密局的組長黃朝君還指示他保持接觸、打探共黨動向，案發後黃朝君卻推說毫不知情。Watan後來回憶當年組成自救同盟的往事，也指出組成自救同盟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解救族群，從來沒有接受來自任何外人或團體的資助。然而，當時檢警辦案、法院審理都只是表面形式，被補後否認犯行只會招來嚴刑逼供，法官未讓相關當事人對質，以查明事實，也不採用被告反駁檢方控訴之舉證，只以檢方說法定罪；司法不為維護公義，反而成為獨裁者進行迫害人權的工具！在當時國、共激烈鬥爭的肅殺中，為族群生存奮鬥的原住民族菁英成為夾縫中的犧牲者。
諷刺的是，當年國民黨一見共黨影子就殺人，容不下原住民菁英自主思考族群未來、尋求自立的主張，將他們冠上「叛亂」重罪；而現在，依然有人利用充斥片面之詞的判決書、誇大共產黨對Losin與Watan等原住民菁英的影響。不論是國民黨挾國家暴力「懲罰」原住民菁英，或同情左派的文人以這些判決記錄渲染臺共當年的「成就」；傷害原住民的程度雖有輕重之別，但本質上都是漠視原住民的主體性、扭曲他們維護原住民族生存與文化的根本立場。
Losin與Watan被控「叛亂」，主因之一是當時在臺灣活動的共產黨員曾與他們接觸。代表官方說法的判決書，指控Losin等人在共黨指揮下組成「高砂族自治會」（官方資料又稱「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共軍攻臺之內應；但比對共產黨員陳顯富的證詞，以及Losin等人前後作為，這顯然只是臺共單方面的構想與計畫，這個組織在現實中根本不曾存在；而Watan等青年組成的「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只是站在原住民族立場思考如何保存族群文化、維護族群生存的學生團體，卻在共產黨的片面認知與國民黨屈打成招下，被指為依附共黨的外圍學運團體。
事實上，這些被捕的原住民菁英沒有一人加入共產黨，甚至Losin曾向保密局主動報告有共產黨人前來接觸，保密局的組長黃朝君還指示他保持接觸、打探共黨動向，案發後黃朝君卻推說毫不知情。Watan後來回憶當年組成自救同盟的往事，也指出組成自救同盟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解救族群，從來沒有接受來自任何外人或團體的資助。然而，當時檢警辦案、法院審理都只是表面形式，被補後否認犯行只會招來嚴刑逼供，法官未讓相關當事人對質，以查明事實，也不採用被告反駁檢方控訴之舉證，只以檢方說法定罪；司法不為維護公義，反而成為獨裁者進行迫害人權的工具！在當時國、共激烈鬥爭的肅殺中，為族群生存奮鬥的原住民族菁英成為夾縫中的犧牲者。
諷刺的是，當年國民黨一見共黨影子就殺人，容不下原住民菁英自主思考族群未來、尋求自立的主張，將他們冠上「叛亂」重罪；而現在，依然有人利用充斥片面之詞的判決書、誇大共產黨對Losin與Watan等原住民菁英的影響。不論是國民黨挾國家暴力「懲罰」原住民菁英，或同情左派的文人以這些判決記錄渲染臺共當年的「成就」；傷害原住民的程度雖有輕重之別，但本質上都是漠視原住民的主體性、扭曲他們維護原住民族生存與文化的根本立場。
當代臺灣命運多舛，連續受到不同外來政權的統治，臺灣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荊棘滿佈，而原住民族因其弱勢處境，所受到的壓迫尤其嚴重。百年來早有許多原住民的先覺者不卑不亢、不畏強權，為自身族群與文化存續犧牲奮鬥，留下的歷史刻痕，是臺灣寶貴的資產，也是人類對抗強權的珍貴記錄，怎容青史成灰！Watan在將近70歲時，以樸素的文字寫下遭遇白色恐怖的回憶與省思，留下極為珍貴的歷史記錄。文章最末，容我摘錄其中幾段，邀請大家以肅穆的心情，傾聽一位泰雅族少年／長者傾注一生燃燒的理想，以及為原住民族生存所發出的懇切呼告：
每當回憶起在保密局、軍法處和執行機關所受的精神、肉體上的折磨，總是令我不勝感慨。…有些人站著被叫出去，由看守所人員抬著送回來；有時雙手被刑具夾傷而腫痛難挨，吃飯時則靠難友餵食；灌水、電擊、毒打都是稀鬆平常的刑求手段。…以我個人而言，歷經兩年的偵察、十五年的牢獄生涯，出獄後尚褫奪公權十年，工作、居住或出國都受限制。雖然，境遇結局比我悲慘的人更多，更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反問：學生時代關心自己族群的所作所為，有理由接受懲罰嗎？所有的痛苦難道是我應得的嗎？
當年的法律是當政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而訂定的，不容許任何的批評，也不能忍受向左的異議，即使是少數民族微弱的呼籲和吶喊也不見寬容。那是一段黑暗、沒有人性的時代，為了財富、榮耀和權力，「人」的價值都被遺忘，…很多對人類有益的事情都因為政治人物之間的權力鬥爭而忘了去做，政客腦筋裡關心的是如何維持自己的安危和利益。我希望這種恐怖政治不要再出現，因為受到傷害最大的是平常老百姓。臺灣現在走上民主憲政制度的道路，社會風氣變得更自由、開放，也愈來愈有保護地球的觀念，能夠高談保護環境、自然生態、動物和森林，並且大力推行，同樣是人的少數民族為什麼不保護？原住民和他們的文化也有生存的權力！
這個世界原本就是多樣性的，為不同的人而存在，文化、語言、思想和人種都不一樣。如果只有一種音樂可以聽，只准許一種思想，這個世界豈不是非常無聊，不適合人類居住？各式各樣的文化、語言和思想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應該互相尊重瞭解。…我欣賞這樣的社會，不論是原住民、外省人、河洛人或客家人，可能的話，在民主憲政之下，彼此和睦相處並互相尊重，建立臺灣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少數民族的權益和文化特別保護，讓他們自己決定文化發展的方向，而不是由外人控制。…
Utux在Tayal（泰雅）的話裏代表看不見的力量，也就是神、真理、自然；Utux smpun就是真理的裁決。年青人要有追求真理的熱情，爭取族群平等的地位和權益，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年我們為了這個夢想受到決定性的打擊，是否將來能夠出現讓不同族群共榮共存的政治制度，我想還是要繼續努力吧！
（Watan林昭明自撰回憶，有詳略不同版本，本文所引皆摘自麗依京．尤瑪採編，《回歸歷史真相——臺灣原住民族百年口述歷史》）
圖六 2002年Wanta Tanga林昭明（中）陪同採訪團隊拜訪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受難者王宗霖（左1）、邱致智（左2）、葉榮光（右2）、曾金樟（右1）。
（照片來源：曹欽榮先生 攝影，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8132aea-757b-4f86-85ab-ff32e4044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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