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嘉農，以及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鄉前輩劉萬來先生
周婉窈
編按：劉萬來先生的回憶錄《一個老KANŌ的回憶：大林之子劉萬來自敘》，即將出版，在此先刊出該書序文之一篇，以廣周知。
《火車‧鐵路圖鑑》書影，楊燁提供。
劉萬來先生是鄉前輩，也是師長，他的回憶錄終於要出版了。八月初，劉老師打電話來，囑咐我替這本書寫一篇序文。我正擬提筆寫的時候，赫然發現劉老師是臺灣鐵道迷的啟蒙者。
最近洪致文教授在臉書貼出兩本書的書影：《火車‧鐵路圖鑑》、《電器機關車圖鑑》（2014/09/02）。洪先生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是氣象學者，也是鐵道專家。他說這是他童年時期最重要的鐵道書；又說：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初期，臺灣書店哪有給小朋友看的火車書呢？但是，有個例外，那就是大山書店劉萬來翻譯的這兩本書，「它對我們這一輩鐵道迷的啟蒙，恐怕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他「曾經和一些飛機迷軍艦迷在閒聊時，都不約而同回憶到小時候看書店翻譯日文少年讀物的往事──原來，不只是火車迷，像是飛迷、艦船迷、怪獸迷、忍術迷……，都是看大山書店的書長大的。那時候，臺灣日本間完全沒有什麼版權保護協定，所以大山書店可以一系列地把日本印給青少年看的圖鑑都翻譯成中文。當我們一夥人在大學時代要籌組火車社團時，才發現原來大家小時候都是看劉萬來先生翻譯的書長大的呢！」
次日，洪先生又貼文說：「今天講起大山書局劉萬來所翻譯的火車書，我一位朋友杜智弘講得好，劉萬來所翻譯的這一系列書，可說是臺灣的軍武、航空、鐵道、昆蟲、動漫、科學這些愛好者的啓蒙大師。我就曾跟車輛大師江鎮彤先生討論過，這位劉先生到底是何許人也，在那個封閉而且有書籍審查制度的年代，竟然敢翻譯這些日本宅書來啟發我們這些小朋友？」
看了洪教授的貼文，讓我大大吃一驚。我知道劉萬來先生翻譯過厚重的上、下兩冊《近代日本糖業史》（社団法人糖業協会編；社團法人臺灣糖業文化協會譯；劉萬來主譯，2007），也承蒙他親自簽名惠賜一套。更早先劉老師還翻譯過小林泉的《太平洋島嶼各邦建國史》。我從沒想到，原來劉萬來老師在那個年代翻譯這麼多給小朋友看的書。後來我看一下那兩本造就臺灣火車迷的書，都是1978年出版的，那時候我已經大學快畢業了。根據本回憶錄，劉老師從1969年開始他的25年的翻譯生涯，而我早已脫離童少時期了，注意力集中在他處，一直不知道劉老師對小我二十歲的這一代人有這麼大的影響。關於盜版翻譯日文書的時代脈絡，有待研究者去梳理了。
劉萬來先生出身嘉義縣大林鎮，是我的鄉前輩，他退休前任教於大林國民小學，是家父周進國先生數十年的同事，也是我的小學老師，不過他沒教過我。我從1974年北上讀大學，接著讀研究所，在1981年出國留學，回臺灣已經是1994年了。在這前後，家父和劉老師等長輩都退休了。過去這二十年，因為工作的關係，通常只在農曆新年才會回大林多住幾天，也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我拜訪過劉老師，知道他退休後在社區很活躍，尤其和南華大學的師生往來密切，擔任圖書館義工，並教授日文。我想，他是那種無法兀自閒著，一定會找事情來發揮己長的人，令人感佩。
1935年大埔林的街景。輯自《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紀念帖》 （嘉義市：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嘉義工場新和俱樂部，1935）；臺灣糖業文化協會提供。
劉老師生於1929年，比家父小兩歲。戰爭末期就讀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嘉農/かのう/Kanō），這個學校因為電影《KANO》而普為人知，其實它是當時臺南州位於嘉義市的三所州立中等教育的男校之一，名聲很響亮，培育了很多有幸繼續求學的臺灣人子弟；其他二所是：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嘉商）。附帶一提，今天的嘉義縣、市，在戰前隸屬臺南州，所以大臺南對於生在日治時期的嘉義人而言，是具體的「同心圓」的第一大圈，臺南市是這個巡禮圈的中心。嘉農和嘉商屬於中等教育中的實業學校，當時的中等教育修業年限五年（讀五年），位階等於今天的國中加高中──這樣理解才不會以為它們只等於初中或國中。劉老師對他如何考進嘉農，以及在該校讀書的情況，在這本回憶錄有詳細的描寫，或許會給年輕讀者「那些年我們一起讀的Kanō」的fu（感覺）。
這本一個老嘉農的回憶錄，劉老師在2008年就寫好了，書稿長達四十萬字，經大幅刪減至八萬餘字，也就是現在這個版本。感謝林群桓先生讓我有機會看到原稿。劉老師的回憶錄，不管原稿或目前的版本，很明顯都是「詳古略今」。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那時候劉老師還未滿十六歲，戰後到現在足足有六十九年之久，在這本回憶錄中只占約九分之二的篇幅，真的有點少。不過，我因研究的關係，接觸過不少臺籍日本兵（原日本軍人‧軍屬），戰爭結束時，他們二十歲上下，然後一生最重要的歲月好像就是那段出生入死的戰爭時期。何以如此，應該可以從很多方面理解，例如：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人格養成時期（formative years），如果遇到時代動盪，印記更是深刻；戰後，受日文教育的臺灣人被剝奪聽、講、寫的「本能」和機會，多數人徹底被邊緣化，剩下的日子若非很鬱卒，也只是苟活而已，因此乏善可陳。劉老師在小學教書，又能用中文翻譯日文書，情況容稍有差異，但回憶時偏重日治時期，倒顯得一致了。
這本書，反映了庶民的生活，也記錄了年輕世代不熟悉的事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容在這裡簡單講一下。首先是，劉老師寫公學校日本人安藤老師如何善待學生以及戰後學生如何回報師恩的數十年「物語」。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具體描述公學校老師為了協助學生升學主動給予課外補習（當然沒有收費）。1980年代很多臺灣學生以同學會的名義招待日本老師來臺相聚，劉老師這一班還帶老師和師母遊臺灣一周，盛情可見一斑。我有時候會感到困惑，在我上小學時，惡補風氣很盛，那當然是要繳補習費的，很多老師大小眼，還會特地找機會整沒到他家補習的學生。家父可能對整個體制抱持非常疏離的態度，他從沒給學生補習過一天，我們家經濟很差，我大哥去補習，拖欠補習費，我父親大概想說都是同事，欠一下沒關係，沒想到那位老師在課堂上用「真利」（臺語，很銳利）的眼光瞪他，當場khau（譏諷）他，讓他幼小的心靈深受傷害，直到他五十多歲時在偶然的機會才透露此事，讓我不由得流下淚來。在國小，一位身材勇壯的男老師經常抽出皮帶抽打學生的屁股，我們都猜那屁股一定綻破了；這位老師補習最有名，退休後還在地方上大展鴻圖。不只男老師，我也親眼看過一位出身我們大林所謂名門的年輕女老師，用藤條像發瘋一樣地抽打一位趴在講臺周沿的男生。我們的國小時代，好像是在非常暴力、勢利、作假（藏參考書等等）的氛圍下度過。到底發生什麼事，讓這些明明很會感念師恩的人，多數變成我們都不想感念的老師？劉老師打不打學生，我不清楚，但他不是小朋友耳語中的兇老師。
其次是劉老師就讀嘉農時，到布袋崩山「買」鹽的經過。日治時期菸、酒、鹽都是專賣品，不能直接買賣。劉老師家裡缺鹽，剛好他的同學是布袋望族之子張定意，很爽朗地說，「到我家來，我家人可為你解決這個小事。」於是有個秋日（推算在1944年），劉老師穿著全套的學生服，一早從大林一路搭火車khok khok（晃啊晃地）到布袋崩山，接受張家熱誠的款待，下午帶了一包自製鹽，到火車站搭車，「一位警察拿了一支柺杖把民眾的包袱戳、打著，而且問東問西問個不停。我沈著、不怕那一位經濟警察來問，因為我那一天著學生裝，戴有帽子，鄉下的經濟警察看樣子也不希望惹事」。這整個經過，包括布袋鄉間景色，好像可以是個電影的情節。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等學校學生很「威風」，連警察都不敢輕舉妄動。反觀我唸國（初）高中時，大家都很害怕警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另外，這段描述也惹起我對布袋海邊鹽田的回憶。國中時，一位布袋的同學邀請我假日到她家玩，這是我第一次到海邊，看到海──我們大林靠山喔，而且我成長在海禁山禁的年代，一直不覺得臺灣是個海島。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海邊的鹽田，白鹽堆成一山又一山的金字塔，不要說白閃閃的，真是晶瑩亮眼。我們走在海灘，沙上爬滿小螃蟹，人一走近就鑽到小洞中，很有節奏地隨著我們的腳步消失、出現。有次不知道在哪個博物館看到展示鹽田，啊，實在太小了，而且孤伶伶的，那個時刻特別懷念布袋的鹽田。
我們前面說過，這本回憶錄「詳古略今」，戰後部分寫得不多，不過，還是頗有一些二二八發生時劉老師的親身經驗。他的一位同學邱創仁被一群軍人帶走，從此訊息全無。另外一位嘉農同學廖森元，在1950年被荷槍的十餘人帶走，不知所終，時年二十，留下一名幼女。劉老師寫道：「在此次的清鄉工作中，臺灣失去了高層菁英。」究實來說，廖森元被捕是白色恐怖前期。總而言之，從二二八到橫貫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期間，臺灣喪失了無數領導菁英和有志青年。它的後遺症，我們還在承受中，而主掌1950至1987年的特務和政戰系統的某人，現在還被某些人奉為統治的典範。
這是一本回憶錄，不是學術論著，它的敘述若和一般學術研究的結果有出入，我們不應該拿對錯來評斷它，而是試著去了解這樣的認知可能揭示的個人和社會的理路，就如同「謠言」和「訛傳」固然不是事實，但它之所以會流布，本身就是很值得思考，可以引導我們去探查它的社會基礎和集體心靈的價值取向。劉老師提到皇民化運動時臺灣人改姓名，籍貫也要改，他舉了一個同學的父親的例子，說他有一天來到學校，忽然向大家說：「我原來叫黃景松，現在改姓名為『木村正勝』（きむら まさかつ），原籍也改為『秋田縣ＸＸ郡』。」官方資料顯示，改姓名並沒連帶要改籍貫，或許這位改姓名者，有其他的安排也說不定，例如入養內地人的家。也有可能是這位改姓名者膨風。
嘉農畢業的劉老師，日文程度很好，戰後他又在小學教書，有機會天天面對一個新的「國語」，加上他為了報考高普考，很努力自我進修，比起他同個世代的人，算是勉強能掌握中文。年輕讀者可能不太能了解語言轉換的困難，不管你的母語為何，你們從還沒進學校前，就因為電視和各種傳播管道，已經很熟悉中文標準口語，進學校以後更是無時無刻不像海綿一樣地吸收並使用這個語言，在你們，這可能是「太自然」的事了，但是，像劉老師這個年紀的人，戰爭結束前從沒聽過這個「國語」，中國國民黨接收、控制臺灣之後，又已沒有機會從頭學習新語文，要書寫中文，真的很難。很多人的日文很好，但因為無法「翻譯」成中文，就算掌握了高深的知識，也無從在這個以「新國語」運作的社會摻上一腳（拒絕參與是另一回事）。劉老師因緣際會，成為臺南大山書局的翻譯臺柱之一，可以說很特別。
《少女裝扮月曆》書影，楊燁提供。
有一天，一位溪口的朋友問他是否有興趣將日文書籍翻譯成中文，不久大山書局的老闆到劉老師家來拜訪，兩人一言即合，開始了劉老師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翻譯生涯。這些書，不諱言地說，就是盜版翻譯書。根據回憶錄，對劉老師來說，主要是多賺點稿費，同時增加知識（劉老師顯然很熱衷吸收新知），是否能「啟蒙」童少年，可能不是翻譯者所能預知的。前面提過，我不是這些書籍的讀者，甚至一直不知道我們大林的「劉萬來」翻譯這類的書，還是個響噹噹的名號。劉老師自述：先是漫畫書，後來「智識類、娛樂類、社會類……無所不包，日常生活類等」。我看了網路上的書影，真的無所不包，包括科幻類的《銀河鐵道999》、以大和號為底的《宇宙戰艦黃帝號圖鑑》，連指點如何裝萌的《少女裝扮月曆》都有！
大山書局大量盜譯日本當時的青少年讀物，這個議題留待對戒嚴時期出版與閱讀有興趣的學者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查禁書籍雷厲風行，是政治．社會．文化控制的重要一環，出版社為了避免被查禁，有各種作法，如洪致文先生所言：「這些書更有意思的是，在那個戒嚴時代，即便是翻譯，譯者都要加油添醋一些愛國的篇章，以免全書都是翻譯自日本書，會給新聞局當作『媚日』查禁的藉口。所以，劉萬來先生的字裡行間，就添入了一些要建設復興基地的段落──明明都是在說日本的火車，也要避嫌地改成是『亞洲的火車』，甚至連一些日本的私鐵，也被刻意變成什麼德國鄉下或法國郊外的火車。」上面提到的《宇宙戰艦黃帝號圖鑑》，其實是「大和號」，洪先生認為是「劉萬來很技巧地把大和號翻譯成『黃帝號』，這真的也太強了。『大和』變成『黃帝』」！或許因此沒被查禁，一個月就再版（筆者按，二刷）了。這種改法，現在或許能博君一笑，但那樣的出版環境，真的沒有惡的影響嗎？
《宇宙戰艦黃帝號圖鑑》書影，楊燁提供。
我請洪教授提供插入黨國文宣的範例給我，承蒙寄來圖檔，看後令人啼笑皆非。日本人竹島紀元編寫的《電器機關車圖鑑》，中譯寫道：「我國當然也必須把『鐵路機車』近代化了，所以經過了多次經建計畫略具規模，自民國六十三年起，蔣經國行政院長執政以來，大力推行『十大建設』其中的一項是──鐵路電氣化。」後面的「我國」如何如何，茲略去不引，而且其實我也無從判斷這裡的「我國」到哪裡才又接到竹島紀元的「我國」。如果說臺灣人長期處於人格分裂的狀態，或許和「那些年我們如何如何」大概有關吧？臺灣史的研究，似乎應該帶入精神分析學。
或許有人會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為何不追求好的政策，大家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且事後我們也只能看到「對策」成功的例子，我們看不到被摧毀或被剝奪的東西。「下有對策」是權宜之計，但久而久之，它難道沒有負面的影響嗎？至少我想劉萬來老師本身可能就落入了一個思想的慣性中。在這本回憶錄中，我們不斷看到劉老師說「我國」如何如何，但這個「我國」並不是當時統治臺灣的日本，那才是劉老師「當時的我國」。一個生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人，在提及當時的事情時，將中華民國當成「我國」，會讓人看得頭昏腦脹。劉老師回憶戰前時，習慣說「我國東北的南滿鐵路」，「我國的福建省」、「我福建省」、「我華北」、「我國滿洲」、「俄人佔我東北」、「我國東北」，而1932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上海事變目的在「以利與我政府談判」。我詢問整理劉老師書稿的林群桓先生，確認這的確是劉老師自己的寫法。劉老師若相信「憲法一中」，我沒話講，這在教育界的老師和校長中是常態，而且我也和林先生說：整理自傳，本來就不能修改作者的思想以及他用來傳達其思想的用語，存真是第一原則。但是，這可是在講日本時代喔，敘述時，劉老師站到他當時應該毫無認識的中華民國的立場，以它為「我國」來看日本，是將戰後黨國教育的那一套論述框架，用來框架自己的記憶。對此，我們要有同情的了解，前輩所生存的環境和我們很不一樣，那是無法伸手伸腳的時代；只是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過去，避免重蹈覆轍，才能建立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
整體來說，這本回憶錄非常值得一讀。日本統治末期是劉老師親身經歷過的，現在能為年輕讀者娓娓道來的前輩已經很少見了。這裡頭有很多寶貴的聞見，像戰爭時期的「街葬」、沖繩難民疏散來臺灣，以及戰後的接收和惡性通貨膨脹等。這裡也記載了幽默的「臺式日語」──「みてもほん」，日文「みても……」意思是「看了就……」，這裡的「ほん」（本）是書，臺語稱書為「chheh」（冊），「討厭」也是「chheh」，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看了就討厭」。這個「成語」真是神來之句。
鹿窟溝──大林人的溪流。輯自《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紀念帖》；臺灣糖業文化協會提供。
大林是劉老師的故鄉，也是家父和我們兄弟姊妹的故鄉。劉老師和家父都曾經被調職到外地，那是對不聽話的老師的懲罰，劉老師沒調太遠，家父則一度被調到竹崎鄉偏遠山區柑仔宅的光華國校任教。他們幸而調回大林後，都沒離開大林國民小學，退休後也都留在大林，劉老師的家就在我家巷口的對面街上。他們一生奉獻給鄉土，不離不棄。家父已於2005年離開我們，我們住了數十年的國小宿舍也已夷為平地。約一個月前，劉老師打電話來囑咐我為他的回憶錄寫序文，他提到，和家父「做伙真sim-sek」（相處很愉快有趣），讓我陷入對父親的懷思中，也想起幾位個性鮮明的歐吉桑。
大林是孕育我的地方，在童少時期，我見過真正的地方士紳，但也看到取代他們的新興勢力。近年來，政治學所說的「恩庇侍從主義」真的可以解釋我親眼目睹的現象。最近還聽到我尚不及記憶的大林舊聞：小鎮鎮長還沒當上鎮長時，巴結到二公子蔣緯國，很hiau-pai（囂張、得意）。他要娶媳婦，在大林國小操場席開百桌，因為請到蔣緯國來賞光，前一天消防車就到操場灑水──當時大部分學校的操場沒什麼草皮，風一吹灰塵滿天。喜宴在中午，左等右等，貴人就是不出現，好不容易盼到貴人駕到，天色都快暗了。據說他家的廳堂掛著蔣緯國的玉照，以及貴人參加婚宴的照片，很能震懾小鎮小民。他當鎮長時，我已開始有記憶，對他印象深刻極了。他留八字鬚，身穿軍服、腳著馬靴，胸前掛滿勳章（真假不知），我以為是學北洋軍閥，最近聽家中老輩說，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仿日本軍官──這位活靈活現的「軍閥」原來在戰爭期當過日軍通譯，到過中國。我小時候只有「中國歷史」的觀念，一直以為他是模仿北洋軍閥。歷史認知的斷層或空白，誠可驚。
說到大林國小，其實是挺傷感的。小時候大林國小有很漂亮的（立派な）大禮堂，日本時代的木造建物，屋頂很高，內部很寬敞，有一架大鋼琴，我們在那裡練歌、練樂隊，劍道比賽也在那裡，舉辦畢業典禮時最壯觀。但後來被拆掉了，取代的是我再怎麼看都乏善可陳的水泥建築。更離譜的是，小時候，校門進來左右都是草地和林園，很清幽，後來一邊的地被賣掉變成商店，店面面對縱貫公路，商機很好，但那些樓房的背面就遮掉我們校園的半個正面，親愛的讀者，您可以想像一排商店街的屁股有多雜亂和齷齪吧？還曬內衣褲呢。它讓當時很小的我很生氣，後來更生氣的是，校方（鎮公所）告攤販違章侵占校地，竟然告輸！我離開大林之後，外地來的校長更把所有的老樹都砍光了，也沒留下任何一間日治時期的教室。我常想，如果今天的「抱樹族」和捍衛古蹟的年輕人，早三、四十年出現，臺灣的人文景觀就會很不一樣。但三、四十年前，還是戒嚴時期啊，由上而下的權力暴力鋪天蓋地，那時候連消極抵抗都近乎不可能。國小每來一位新校長，家父好像就會被同事寫黑函，有一次是說家父升旗典禮不開口唱國歌，這件事還是校長親口告訴家父的，檢舉他的是同事也是鄰居──我在巷子裡遇到要點頭的老師啊。那是我們真正活過的歲月，如果我們不面對這樣的過去及其餘緒，福爾摩沙的自然和人文資源，以及我們的精神和心靈，命定要被不斷鯨吞蠶食，直到再也沒什麼可被奪取的了。
在寫這篇序文的過程中，我和洪致文先生幾度聯絡，得知對洪先生的世代而言，「劉萬來」是個謎，也是個「神級」人物，在閉鎖的年代他翻譯的書給各種可能的「迷」，帶來無比的幸福之感，影響了很多人。洪先生寫道：「每當我翻著那已經給我翻了好多好多年，都快翻爛的大山書店火車書時，我總會想起那找不到一個同年齡火車迷的童年，是怎樣抱著這本書度過多少個放學的午後。有時想想，只有走過那個時代的我們，才能體會有一本火車書是多麼幸福的事吧？」相信劉老師若知道他翻譯的那些書有這麼深遠的影響，應該感到很欣慰吧。奉劉老師之命，謹以此文點綴這本回憶錄，向愛鄉愛土的最後的日語世代致敬，並代那些各種「迷」輩們，表達深謝之意。這本回憶錄出版之後，「劉萬來」三個字就不是一個謎了，而是一位可敬佩的長者，在那不可如何的時代，他卯足全力，貢獻自己於鄉梓，並影響了他自己所無法知道的廣大的讀者群。
劉老師兩度在電話中都說，這回憶，只是想記下他們「彼當時的艱苦」（hit-tang-sî ê kan-khó͘）。那真的是艱苦的八十年！
周婉窈 謹記
2014年9月6日初稿完成；10月27日修訂。
附記：
本序文參考、引用洪致文先生「飛行場的測候所」部落格的兩篇文章，1、〈難忘的大山書店劉萬來翻譯鐵道書〉（2014/09/02）：http://cwhung.blogspot.tw/2014/09/blog-post.html；2、〈消失鐵船長與銀河鐵道999的年代〉（2014/09/03）：http://cwhung.blogspot.tw/2014/09/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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