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複雜的問題，最佳的解決之道，就是條理分明、化繁為簡，很快就能釐清問題、針對處理。最忌就是腦袋像糨糊，遇事大鍋炒，將原本可以清明的事態加以攪和，那麼混亂過後，必然繼續無解。之所以會造成後者的情況，若不是出於思慮無方，通常就是企圖閃避責任的政客所刻意為之。
教育部為貫徹馬英九政策，準備在八月一日實施以黑箱決策產生的大中國課綱，是經由王曉波領銜所組成的體制外非專業小組提出，由權力者交辦進入政府體制內程序，想要在任期最後時刻，以合法掩護非法，扭轉他們這一小撮人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必然的「頹勢」。
但問題是，一個甲子前，大中國課綱是經由軍事戒嚴體制，靠著槍桿子才得以遂行於教育體制，這是台灣多數成年人共同的成長經驗；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黨國之子重新掌握政權，不顧時代在變，環境也在變，自二○○八年以來，即處心積慮要逐步恢復到其父祖時代對「祖國」的夢囈。屆馬英九任期倒數時刻，先由蔣偉寧、再由吳思華，這些個人情感大於民主共識的同路人，排除民意、接棒力推，於是去年歷史公民高中老師站出來了，今年高中職學生也站出來了，馬英九卻依舊「口誤」課綱頂多只有一百多個錯誤，堅拒暫停違法課綱，吳思華甚至拒絕再做對話。
教育部長吳思華。（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這三個問題與課綱爭議一樣都必須面對嚴格的檢視，邏輯清楚的即知，這四者彼此既無扞格，也各有不同的責任對象。不存在因為亂調課綱是馬英九的錯，所以教育部與警察就可以一筆帶過，甚至從加害者搖身一變好似反而成了政策的受害者。
搞不明白這四個獨立問題的，可能不只是腦袋像糨糊，無法同步處理多層次事務，或許也同時源於國際觀的缺乏。從轉型正義進行最徹底的東德經驗中，人權與法治先進的國家早就告訴我們，即使可憎的統治手法在逝去的歲月中一度竟幾為「共識」，但是當蒙蔽解開後，全面反省與自我清洗，是非常重要的救贖過程，前者在徹查所有加害事項，透過制度加以逐項解決；後者則是人人要和加害者與加害行為劃清界線，避免加害與被害混淆不清，甚至產生維護加害的愚蠢。唯有這樣做，有朝一日，正義才得以彰顯。
台灣，是個非常典型轉型正義落後的國家，明辨是非的理性，遲遲無法在社會意見中上升到必要的比例，總是被短線私利、人際感性所傾軋；國民黨黨產能夠繼續存在，國民黨得以威權復辟，就是最明顯的證據。這種民族素質若不集體進化，就會發生政府侵害採訪自由、警察逮捕記者、檢察官限制合法者居所的違憲黑暗事件，這是近年來最嚴重的黨國反撲，其影響早就超越了單獨新聞自由的範疇，至為不祥。
以上所言的四大問題，大中國課綱要由馬英九立刻負責；教育部控告學生與記者，吳思華部長必須面對社會撻伐，慎思明辨；警察逮捕進行採訪工作中的記者並限制其通聯與工作工具，已經涉嫌觸犯刑法強制罪，警政署與台北市政府對於如何行政懲處，必須給出明確交代。這四者權責清晰，簡單明瞭，因此不必牽拖；蓄意和稀泥的做法，才是一個最爛的、最爛的文化。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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