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抗暴、談判、血腥鎮壓
周婉窈
天馬茶房是臺北市著名的咖啡廳，知識人和文化人喜歡光顧，位在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門廊有寡婦林江邁在賣香煙。戰後初期，由於經濟殘破，不少人為了維生，偷賣私煙；專賣局設有查緝員，到處搜索私煙。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點左右，六名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查緝員和四名警員查獲林江邁販賣私煙，當場沒收五十多條香煙和錢款，林江邁跪求歸還；拉扯間，查緝員用槍托打她的頭，導致血流不止，當場昏倒，引起圍觀群眾的不滿和追打。混亂中，一名查緝員開槍威嚇，又誤傷行人陳文溪（二十歲，第二天死亡），更加激怒群眾。查緝員逃入附近派出所，被護送到警察總局，群眾包圍總局，要求懲罰兇手，但沒有結果，憤怒的情緒無法消解。
第二天上午，民眾沿街打鑼，聚眾遊行，搗毀太平町派出所。中午群眾湧向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懲罰兇手，沒有結果，於是轉往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所在），打算向陳儀陳情。群眾越聚越多，但公署已派兵駐守。突然，屋頂的兵士用機關槍向民眾掃射，打死好幾個人。由於軍人開槍打死人民，導致一發不可收拾。下午一點左右，民眾聚集在臺北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透過臺北廣播電臺，向全島廣播，呼籲臺灣人奮起抗暴。一時間，臺北市動亂的消息傳播到各地，引發全島一致的官（軍）民衝突。
林江邁被打傷、行人被誤傷，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歷史上很多類似的情況，但導火線只是一條線，如何引起大規模的爆發？用個比喻，就是因為到處已經遍布汽油，充滿瓦斯了。戰後臺灣人積累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
二二八事件包括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2月28日到3月8日中午。二、3月8日中午到5月15日。前面八天半主要是：群起抗暴、本地菁英和陳儀談判；後一階段是中央派軍隊來臺血腥鎮壓，長達兩個月又一週。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軍民衝突，本地菁英迫切感覺必須出面解決問題，在陳儀的同意下，3月2日臺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各地隨之成立分會。處委會一方面呼籲民眾冷靜，避免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積極和陳儀展開談判，要求改革政治。在這期間，學生被交付參與維持治安的重責，有報導指出：他們「把全臺北市治安恢復到比二．二七以前更好的狀態。」其他地方情況類似。原住民也積極響應處委會，加入抗暴行列。3月6日，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發表聲明，說明該會目標在於「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傍晚，一位原住民青年透過廣播，表明：「一旦我們的要求不能實現，我們斷然爭取民主到底！」7日傍晚，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向中外廣播，報告事件真相，並宣布三十二條要求，分為：一、對於目前的處理，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二、根本處理，分軍事和政治兩方面，要點包括：高度自治、爭取自由和民主、擴大臺灣人在政府和軍隊的代表性、廢除專賣局和貿易局、切實保障原住民的利益。這些要求，陳儀都表示很樂意接受，甚至聲稱會在7月實施縣市長民選。
就在人們以為政治將會改革，經濟管制也會撤銷，臺灣自治終能實現時，萬萬想不到，陳儀早在3月2日就秘密致電蔣介石，要求派軍隊來臺鎮壓。等陳儀確定軍隊將抵臺，就全盤否定處委會的要求。3月8日中午前，中央派遣的軍隊在基隆和高雄登陸，開始掃蕩，展開全島性的鎮壓，揭開3月屠殺的序幕。報社、處委會、維持治安的學生首當其衝。當時臺灣有五家民營報紙，軍隊一上岸，就被搗毀；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被補殺、逃亡一空。從此，關於事件的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聲音了。在軍隊掃蕩下，一百多名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集體射殺；一百五十名到二百五十名正在處委會幫忙的學生也遭到槍殺。10日陳儀解散處委會，積極參與的委員成為逮捕和槍殺的對象。
軍隊的武力掃蕩號稱「綏靖」，其實是屠殺。臺灣的優秀人才，小說家、美術家、教育家、實業家、民意代表、醫生、法界人士、報界人士、地方士紳，都在罹難的行列。（參與二二八的原住民菁英，到了白色恐怖初期終遭到剷除。）平民則因各種原因遭軍隊濫捕濫殺。在鎮壓的高峰期，每天都有卡車將被捕的人運往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們遭處決後，被丟到海裡，但往往被海水沖回岸邊，好像要告訴鄉人那無法訴說的恐怖。3月20日開始實施「清鄉」，用密告和連坐的方法，迫使民眾繳出「武器」和「惡人」。4月下旬，中央撤廢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5月15日新任省主席抵臺，16日宣布完成清鄉工作，正式結束武力鎮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罹難，說法不一；行政院的研究報告推估，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蔣介石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共匪」在背後搧動，不派兵鎮壓不行。後來國民黨以「共匪加臺獨」指控二二八，但史料顯示這是沒有根據的；臺灣獨立的思想是二二八之後才發展出來的。進行綏靖時，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暴徒「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也是後來白色恐怖的邏輯。柯遠芬退休後移居美國養老，至死都堅持武力鎮壓是正確的。
本地中壯菁英和青年死傷慘重，臺灣人嚇破膽，從此害怕政治。今天，臺灣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這段歷史密切相關。我們在悼念罹難者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他們勇於承擔的精神，並且確立公民參與的權利以及人身的安全，這樣，他們的犧牲才有意義，臺灣社會也才能真正走出二二八。如果還有長輩會勸你：不要管國家社會的事，自保最重要，那麼，二二八的陰霾就還籠罩在美麗島的天空。
小知識
原住民參與二二八事件
原住民積極參與二二八抗暴，是臺灣歷史上，原漢首度攜手對抗外來暴政。根據報紙報導，3月3日上午，臺東的漢人青年和原住民青年全副武裝，在縣政府前廣場開青年大會，要求肅清貪官污吏、改進政治。3月4日，花蓮在花崗山廣場舉辦市民大會，來自市郊外的原住民和花蓮市民，約四千名參加。同一天，臺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南志信被推舉為兩位主任委員之一。南志信（1886-1958）是卑南族第一位西醫，當時是國民大會的代表。南志信北上參加會議，主張臺灣原住民族應改名「臺灣族」，不要再稱高山族或高砂族。他的兒子3月6日在臺北廣播電臺用日語廣播，支持處委會關於政治改革的要求。
在事件中，嘉義鄒族的參與相當深。鄒族湯守仁取得吳鳳鄉鄉長高一生（Uyongu Yatauyongana）的同意，率領部落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蘭潭）軍械庫，並和嘉義民兵圍堵嘉義水上機場。後來奉高一生的命令，撤回山地。1952年高一生和湯守仁被逮捕，1954年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一起被處決。
1947年4月30日，南志信和五位臺籍人士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委員（省府委員）。六位有四位都參加處委會，當多數委員被剷除時，誰能逃過一劫，就要靠運氣、參與程度，以及統治者的衡量了。任何獨裁專制政體要能順利運作，武力鎮壓之後，通常會有「安撫」期，必須要有本地人的象徵性參與，或積極的合作，才能長久。
前近代的野蠻和「反間」文化
二二八讓臺灣人見識到新統治者的野蠻和陰險。軍警隨便抓人，不經任何審訊，當場槍斃或施以暴力後處決，是徹底反文明的國家暴力。著名畫家陳澄波，當時是嘉義縣參議員，3月12日和五位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前往水上機場調解軍民衝突，卻遭逮捕。25日，陳澄波等人被綁起來，背後插一支旗子，載在卡車上遊街示眾，最後在嘉義車站前被槍決。這位熱愛鄉土的畫家，畫過無數嘉義街景，包括遊街的起點嘉義市警察局。當他從車上望著自己摯愛的一景一物時，是否會有錯亂之感：好像置身前近代的野蠻世界？根據解密的檔案，戰後中國情治人員就開始滲透到臺灣人的組織。警備總部「臺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顯示：政府當局出動情治人員與流氓介入事件，影響處委會的運作。保密局人員許德輝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組織「忠義服務隊」，擔任隊長，實際上是在做反間工作，該隊有臺北市中學以上一千二百名學生參與，擔任維持治安的工作。也就是說，敵人「反串」來組織要反抗他們的民眾，掌控一切情況。一旦情勢逆轉，就可一網打盡。對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無法想像的；如果直來直往是他們熟悉的方式，那麼，國共鬥爭那種陰險伎倆，則是非常陌生的新政治文化了。
http://tmantu.wordpress.com/2014/02/25/%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ef%bc%9a%e6%8a%97%e6%9a%b4%e3%80%81%e8%ab%87%e5%88%a4%e3%80%81%e8%a1%80%e8%85%a5%e9%8e%ae%e5%a3%93/#more-938
阮朝日與家人合影。（許書寧繪圖）
阮朝日（1900-1947）出身屏東東港林邊的望族，是日治時期的菁英分子。二二八發生時，他是《臺灣新生報》總經理，生病在家，3月12日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這件事對家人衝擊很巨大，長女阮美姝，今年八十七歲，一生為追查二二八真相和父親之死，勞瘁到現在。
阮朝日（1900-1947）出身屏東東港林邊的望族，是日治時期的菁英分子。二二八發生時，他是《臺灣新生報》總經理，生病在家，3月12日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這件事對家人衝擊很巨大，長女阮美姝，今年八十七歲，一生為追查二二八真相和父親之死，勞瘁到現在。
第二天上午，民眾沿街打鑼，聚眾遊行，搗毀太平町派出所。中午群眾湧向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懲罰兇手，沒有結果，於是轉往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所在），打算向陳儀陳情。群眾越聚越多，但公署已派兵駐守。突然，屋頂的兵士用機關槍向民眾掃射，打死好幾個人。由於軍人開槍打死人民，導致一發不可收拾。下午一點左右，民眾聚集在臺北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透過臺北廣播電臺，向全島廣播，呼籲臺灣人奮起抗暴。一時間，臺北市動亂的消息傳播到各地，引發全島一致的官（軍）民衝突。
林江邁被打傷、行人被誤傷，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歷史上很多類似的情況，但導火線只是一條線，如何引起大規模的爆發？用個比喻，就是因為到處已經遍布汽油，充滿瓦斯了。戰後臺灣人積累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
二二八事件包括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2月28日到3月8日中午。二、3月8日中午到5月15日。前面八天半主要是：群起抗暴、本地菁英和陳儀談判；後一階段是中央派軍隊來臺血腥鎮壓，長達兩個月又一週。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軍民衝突，本地菁英迫切感覺必須出面解決問題，在陳儀的同意下，3月2日臺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各地隨之成立分會。處委會一方面呼籲民眾冷靜，避免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積極和陳儀展開談判，要求改革政治。在這期間，學生被交付參與維持治安的重責，有報導指出：他們「把全臺北市治安恢復到比二．二七以前更好的狀態。」其他地方情況類似。原住民也積極響應處委會，加入抗暴行列。3月6日，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發表聲明，說明該會目標在於「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傍晚，一位原住民青年透過廣播，表明：「一旦我們的要求不能實現，我們斷然爭取民主到底！」7日傍晚，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向中外廣播，報告事件真相，並宣布三十二條要求，分為：一、對於目前的處理，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二、根本處理，分軍事和政治兩方面，要點包括：高度自治、爭取自由和民主、擴大臺灣人在政府和軍隊的代表性、廢除專賣局和貿易局、切實保障原住民的利益。這些要求，陳儀都表示很樂意接受，甚至聲稱會在7月實施縣市長民選。
就在人們以為政治將會改革，經濟管制也會撤銷，臺灣自治終能實現時，萬萬想不到，陳儀早在3月2日就秘密致電蔣介石，要求派軍隊來臺鎮壓。等陳儀確定軍隊將抵臺，就全盤否定處委會的要求。3月8日中午前，中央派遣的軍隊在基隆和高雄登陸，開始掃蕩，展開全島性的鎮壓，揭開3月屠殺的序幕。報社、處委會、維持治安的學生首當其衝。當時臺灣有五家民營報紙，軍隊一上岸，就被搗毀；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被補殺、逃亡一空。從此，關於事件的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聲音了。在軍隊掃蕩下，一百多名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集體射殺；一百五十名到二百五十名正在處委會幫忙的學生也遭到槍殺。10日陳儀解散處委會，積極參與的委員成為逮捕和槍殺的對象。
軍隊的武力掃蕩號稱「綏靖」，其實是屠殺。臺灣的優秀人才，小說家、美術家、教育家、實業家、民意代表、醫生、法界人士、報界人士、地方士紳，都在罹難的行列。（參與二二八的原住民菁英，到了白色恐怖初期終遭到剷除。）平民則因各種原因遭軍隊濫捕濫殺。在鎮壓的高峰期，每天都有卡車將被捕的人運往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們遭處決後，被丟到海裡，但往往被海水沖回岸邊，好像要告訴鄉人那無法訴說的恐怖。3月20日開始實施「清鄉」，用密告和連坐的方法，迫使民眾繳出「武器」和「惡人」。4月下旬，中央撤廢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5月15日新任省主席抵臺，16日宣布完成清鄉工作，正式結束武力鎮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罹難，說法不一；行政院的研究報告推估，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蔣介石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共匪」在背後搧動，不派兵鎮壓不行。後來國民黨以「共匪加臺獨」指控二二八，但史料顯示這是沒有根據的；臺灣獨立的思想是二二八之後才發展出來的。進行綏靖時，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暴徒「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也是後來白色恐怖的邏輯。柯遠芬退休後移居美國養老，至死都堅持武力鎮壓是正確的。
本地中壯菁英和青年死傷慘重，臺灣人嚇破膽，從此害怕政治。今天，臺灣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這段歷史密切相關。我們在悼念罹難者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他們勇於承擔的精神，並且確立公民參與的權利以及人身的安全，這樣，他們的犧牲才有意義，臺灣社會也才能真正走出二二八。如果還有長輩會勸你：不要管國家社會的事，自保最重要，那麼，二二八的陰霾就還籠罩在美麗島的天空。
- 陳澄波（1895-1947）1931年作品《我的家庭》。（許書寧摩繪）
原住民參與二二八事件
原住民積極參與二二八抗暴，是臺灣歷史上，原漢首度攜手對抗外來暴政。根據報紙報導，3月3日上午，臺東的漢人青年和原住民青年全副武裝，在縣政府前廣場開青年大會，要求肅清貪官污吏、改進政治。3月4日，花蓮在花崗山廣場舉辦市民大會，來自市郊外的原住民和花蓮市民，約四千名參加。同一天，臺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南志信被推舉為兩位主任委員之一。南志信（1886-1958）是卑南族第一位西醫，當時是國民大會的代表。南志信北上參加會議，主張臺灣原住民族應改名「臺灣族」，不要再稱高山族或高砂族。他的兒子3月6日在臺北廣播電臺用日語廣播，支持處委會關於政治改革的要求。
在事件中，嘉義鄒族的參與相當深。鄒族湯守仁取得吳鳳鄉鄉長高一生（Uyongu Yatauyongana）的同意，率領部落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蘭潭）軍械庫，並和嘉義民兵圍堵嘉義水上機場。後來奉高一生的命令，撤回山地。1952年高一生和湯守仁被逮捕，1954年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一起被處決。
1947年4月30日，南志信和五位臺籍人士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委員（省府委員）。六位有四位都參加處委會，當多數委員被剷除時，誰能逃過一劫，就要靠運氣、參與程度，以及統治者的衡量了。任何獨裁專制政體要能順利運作，武力鎮壓之後，通常會有「安撫」期，必須要有本地人的象徵性參與，或積極的合作，才能長久。
前近代的野蠻和「反間」文化
二二八讓臺灣人見識到新統治者的野蠻和陰險。軍警隨便抓人，不經任何審訊，當場槍斃或施以暴力後處決，是徹底反文明的國家暴力。著名畫家陳澄波，當時是嘉義縣參議員，3月12日和五位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前往水上機場調解軍民衝突，卻遭逮捕。25日，陳澄波等人被綁起來，背後插一支旗子，載在卡車上遊街示眾，最後在嘉義車站前被槍決。這位熱愛鄉土的畫家，畫過無數嘉義街景，包括遊街的起點嘉義市警察局。當他從車上望著自己摯愛的一景一物時，是否會有錯亂之感：好像置身前近代的野蠻世界？根據解密的檔案，戰後中國情治人員就開始滲透到臺灣人的組織。警備總部「臺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顯示：政府當局出動情治人員與流氓介入事件，影響處委會的運作。保密局人員許德輝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組織「忠義服務隊」，擔任隊長，實際上是在做反間工作，該隊有臺北市中學以上一千二百名學生參與，擔任維持治安的工作。也就是說，敵人「反串」來組織要反抗他們的民眾，掌控一切情況。一旦情勢逆轉，就可一網打盡。對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無法想像的；如果直來直往是他們熟悉的方式，那麼，國共鬥爭那種陰險伎倆，則是非常陌生的新政治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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